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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哥讲故事】流氓菜谱儿

  七哥从前在国务院一“研究室”下属一报社工作,那场“风波”后便离开了。他原来在那儿做什么?后来为什么离开?他一直讳莫如深,我也没细打听过。

  我俩刚认识的时候见面都挺客气,他觉得我有点儿“混不吝”;我觉得他有点儿“老谋深算”,可能都觉得不是一路人,走的自然就不是特近。

  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们一起去长岛度假,白天一块儿游泳、钓鱼、喝大酒;晚上一块儿打牌、聊天儿。回京后,七哥跟别人说,小京这人有面儿、挺仗义的。我也跟别人说,其实七哥不是那种装蛋的人。都扒了“画皮”,就好打交道了。

  宝哥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后,七哥便接手了酒楼。七哥是那种锐意深化改革、推陈出新的主儿。他上来便做了几件事儿,一是把酒楼原来一小过道儿改成了六七间灯光昏暗、四周挂满了假花、假草、假藤,特别隐蔽,只能坐两个人的小格子间。他说有些人吃饭就不想让别人看见,在这儿,又暗、又清静,聊点儿什么、干点儿什么多背人儿。

  那会儿北京挺兴粤菜,“明珠海鲜”、“香港美食城”,包括后来动物园的“新阿静”,要是不提前订到那儿都吃不上。世事难料,没想到,后来这三家的老板都跟我有过一段儿故事,那都是后话了。

  为了跟上形势,七哥又添了粤菜、鲁菜、本帮菜。为了招揽顾客,酒楼隔段日子就会推出一些特价菜。有一次我和谭哥我们哥儿几个去吃饭,刚要进门儿,就见门口牌子上写着几道特价菜,几道菜排列的是横松竖密。

  红 烧 鲤 鱼

  烧 鸭 四 宝

  鸡 蛋 炒 饭

  巴 蜀 小 吃

  肉 末 雪 菜

  (具体菜名我真忘了,但菜名的第一个字绝对正确!)

  谭哥望着菜牌乐了,说:这他妈老七,抽不冷的一看还以为是“红烧鸡巴肉”呐!真行。

  我一看也乐了,进去后谭哥就问七哥:还想不想干了?你们丫排菜谱儿时怎么排的?整个一流氓菜谱儿!

  七哥一笑,说:你们丫不是奔这道菜来的吧?看来有看得明白,感兴趣的。

  我低着头往七哥裤裆上看,七哥问,看他妈什么呐?我笑着说,看你们是不是都改太监了?我用手胡噜着七哥的脸又说,别说,胡子还真见少。谭哥说,那真成了京城一绝景儿了。七哥拍打着我的手说,别他妈瞎摸,你们丫真庸俗!我说,有了这道菜,就得多招勇于献身的男服务员。都是玩笑,但七哥为酒楼的兴隆真没少动心思。

  这操蛋的人就是,你要是不挣钱吧,他到时就只管收钱,一天都不能缓,而且一分都不能少,一道都不容你;你要是挣钱了吧,他就犯红眼病,看着你发财他运气。这人要是私心太大,就没有不跟人打起来的!这不,矛盾来了。您要问什么矛盾?我就告诉您,找茬儿还不好找?亲哥们儿一屋屋檐儿下住了大半辈子,想分家,说找茬儿还能找着呐,更别说合作单位了。房主拿着一分儿文件说,上级有规定,这房子不能作为餐饮用房。说到底就是想收回去自己干!协调了几次都不行,七哥急了,你们丫早干嘛去了?

  为这事儿七哥没少费脑子,有一天七哥找到我,狠叨叨地说,小京,这事儿你们丫都得帮忙,一个也跑不了,从今天起,你丫就是酒楼的股东!后来我们商量好了,找一领导来就餐,到时候把区里的领导叫来陪着,这帮孙子一看这架势,立马就不敢惹咱们了。大家都觉得这招儿挺高明。

  那天,我把跟我媳妇儿家沾亲带故的一位革命老人请到酒楼。老人也是南方人,一走进酒楼就夸好!当听说是宝哥的创意时,老人说跟宝哥他爹很熟。正吃着一半时,七哥喘着粗气、点头哈腰的进来了,一见面儿就假装特意外似的埋怨我,说小京,你这个股东到这儿吃饭也不打个招呼?

  老人看着我笑眯眯地问,你还是这儿的股东?七哥说,还是大股东。我把老人介绍给七哥。七哥听后说,是不是通知一下区里?让他们区长王纪平过来陪着?

  老人忙说,不用不用,这就是个家庭聚会,人家还都有工作。老人还说见过王纪平,有一次他们在“钓鱼台”开会,王纪平服务过。

  七哥听了这话,有点儿兴奋,看着我,我看着老人。老人朝我摇了摇头,七哥也看见了,我说那就算了吧。七哥很失望,叫服务员添了套餐具,也坐下来陪着。席间聊得很融洽,七哥对老人说,今后您就是我们这儿的名誉董事长,欢迎您常来给我们指导工作。

  散席时,七哥还念念不忘这茬儿,老人笑着说,回头再说。老人刚要上车,就听见服务员嚷道,车被划了!我们凑上去一看,车被深深地划了一条大道子。老人很心疼,七哥大喊着报警!

  没两分钟警察就来了,警察了解完情况后,轻描淡写地说知道了,我们调查一下。七哥一听就急了,说,你们知道这是谁的车吗?把你们区长王纪平叫来!警察听到这话,一下紧张了起来,赶紧跑到车后看牌子。看完牌子后,为难地说,要不我把我们领导叫来?

  也许是老人等的时间太长;也许是老人不想把事情闹大;也许是老人觉得七哥有些小题大做了,反正最后老人说算了吧,以后多注意,把谁的车划了也不好。开车走了。七哥郁闷地说了句:操!瞧你们丫这事儿闹的!

  写到这儿,我突然有了个念头儿,老人的车不会是七哥为了引起事端,让人划的吧?我觉得应该不会,七哥应该没这么孙子。后来有一家酒楼比现在这家酒楼地理位置还要好,想跟七哥合作,七哥就就坡下驴,跟那家酒楼合作了。

  新酒楼三层,一楼是大厅,散座;二楼、三楼是包间,西式风格。那会儿,京城刚刚时兴“自助餐”,报纸上还为这事儿争论过一阵儿。说是顾客交二三十块钱,限时在两三个小时吃完,这么做对顾客是否尊重?这有点儿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在那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七把叉”的故事。

  也有好多食客在吃之前就开始算计,是否能吃够本?怎么吃才最合算?进去的都跟饿了半年的瘪臭虫似的;出来时个个肚皮发亮,撑得肚儿歪。那年月不算计不行呀,吃不回来心里真堵得慌!

  酒楼也精打细算,只供应扎啤不供应白酒。扎啤外边儿卖五块、八块一扎,成本也就一块来钱,多喝两扎啤酒少吃多少“硬货”?所以啤酒敞开儿了供应。听说还有往啤酒里兑水的。我就见过一酒楼,扎啤不够了,把瓶啤倒进不锈钢的大桶里,再兑上水,有觉着不对味儿的,疑惑地砸吧砸吧嘴不说什么;你像那喝高了的,就是掏出家伙儿尿一泡,他还得高兴地喊着,北京鲜啤!到这份儿上了,能喝出什么味儿来呀?

  饮料一般都是从饮料机里打的“可乐”、“七喜”、“芬达”,也有自己兑的“三精水”之类的,反正管够!

  没有供应白酒的,喝二两,一开胃,更能搓了。七哥不这么想,他说要喝啤酒且着呐,白酒有二两就兴奋,就得开聊,一聊就得耽误吃,背着抱着一边儿沉。他指着就餐的人说,你看看,哥们儿这儿,有吃着的有排着的,一到中午人“乌央、乌央”的,就跟喂猪的似的,你知道因为什么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哥们儿这儿各种白酒管够。

  我到吧台一看,可不!十多种。我说,那不加大成本?他狡黠地一笑,说没什么成本。我不解。他说他把一酒库包了,里边儿全是陈年老酒,一大库房的酒不到十万,打五几年到现在,什么牌儿的全有。这批老酒要是搁到现在,放在刘钢兄弟手里值钱了!

  酒楼生意火爆让七哥高兴,可也有烦的地方,人手儿紧,闹服务员荒。七哥就跟周围的哥们儿商量,看从哪儿能招一批服务员?最好是能跟当地建立长期关系,有保障。最后决定去西北,那地方人员工资便宜。

  那一天,我们哥儿几个就直奔张家口的涿鹿县了。那会儿北京到大同的高速公路还没通,只能到了下花园拐弯儿穿过铁路桥去涿鹿,我们到那儿都下午了。到那儿跟县里有关领导说想在这儿招服务员,一是解决你这儿的就业;二是帮你们县里的招待所培训服务员,有计划地到北京轮训。有关领导一听,这是好事儿呀!接着,就通知县电视台,打两天招工的电视广告。

  我们哥儿几个一听,得嘞!这就算是齐了!您这儿先打着广告,我们明儿一大早儿就奔大同的阳高县,到那再招一拨儿!当天晚上,我们哥儿几个支起了麻将桌,我这叫一个背!输了两千多。

  第二天一早儿,我们从“黄米店”林立的岔道过蔚县、阳原,就奔了阳高。到那儿后也是找了县里的有关领导,一说,领导也觉得是个好事儿。阳高县不大,就在县城里贴了广告,一直到下午四点多一个人没来。怎么回事儿?我们都挺纳闷儿,是不是工资开得太低了?可北京酒楼服务员的工资都是这个标准。

  闲着没事儿,我就跟县招待所里的服务员聊天儿,了解了一下她们一个月的收入,基本上都是八十到一百二。七哥知道后,就跟一个服务员说,跟我们到北京去吧,工资比你们这儿高出一倍。服务员呐呐地说不去。我们都不解地问为什么?问紧了,服务员脸憋得红红地甩出了一句,凭什么到北京伺候你们北京人!?这一句,给七哥噎得直咽唾沫。

  七哥说,去他妈的!不招了!回屋打牌去。我这叫一个乐,心说了,看这劲头儿,就是耗到夜里,你丫也一个招不上来!看来我是乐早了,这一晚上,我又输了两千多!

  第二天上午,我们回到了琢鹿,一打听,也是一个报名的没有!原因都差不多,不是不爱到外地工作的就是不爱伺候北京人的。七哥灰心了,我们哥儿几个互相递了个眼神,此时都奔着一个心思,接着搓麻!我很背,又输了两千多。

  快到吃中午饭时,那哥儿仨面前一人码着一沓钱,都看着我。七哥得意地说,小京,这下不牛逼了吧?要说输一天是偶然,哥们儿,连着三天,太臭!吃晚饭咱就开拔,这次虽然没招上一个人来,但给小京办了,开心!不虚此行!

  吃完午饭,司机说,咱们要是现在走,到北京正赶上下班,肯定堵车,不如咱们在这儿睡一觉儿再走。

  七哥说还睡什么觉呀?接着办小京!他问我身上还有钱吗?我一数,输了七千多,还剩两千多。七哥解气地说,办!这回非得让你穿着裤衩回家!

  这一下午我这叫一个顺,开了两把“会儿杠”,一次一个人就是八百。到吃晚饭时,我不但都打回来了,还略有盈余。哥儿仨互相埋怨,完后说我手气好。我一本正经地说,不是手气好。我说,我老觉得出门带那么多钱不安全,万一要是让歹徒盯上了呐?那还不得把我做了?我要是直接说放你们那,你们得说我是“转嫁危机”,不仗义。万一歹徒再把你们谁做了,那我罪过就大了。这我通过一合情合理的方式把钱先放你们那儿,不是一会儿吃完饭就回北京了吗?我再收回了。

  我这一番话给这儿哥儿仨气的,司机说吃完饭不走了,接着打!七哥赞同,但说明儿中午还有事儿,能赶回去吗?司机拍着胸脯子打保票说没问题!七哥还是有些担心,又问,不困呀?司机说没问题!

  吃完饭我们又打了两圈儿,这次我赢了两千多。七哥把牌一推,说,不打了,丫起了性了!等散了局,我回屋洗完澡在床上看电视,七哥敲开了门,就说了一句:小京!我真他妈不舒服!咱下次见!

  七哥道儿上说,这次是“屎壳郎碰到窜稀的了——白来一趟”,一个服务员没招上来。那会儿人的观念就是这样,没什么好评论的,很正常。我说你们丫都是屎壳郎,我觉得没白来。哥儿几个听了这话都臊眉耷眼,发狠地说,有哥儿几个报仇的那一天!

  后来酒楼跟四川一所服务学校挂上了钩,解决了服务员短缺问题。那阵子我们没少往四川跑。

  过了些日子,七哥跟我说,小京,跟咱哥们儿去趟山东。我问干吗去?七哥说酒楼自助餐要上海鲜,到海边儿进海鲜去。我问自助餐上海鲜每个人控制不控制量?七哥说不控制。我说那还不赔了?七哥说赔不了,八万块钱一大库,他说他电话都联系好了。别问了,肯定又走白酒路线。

  七哥他娘家是山东荣成人,姓刘。车刚一出北京,七哥就拿着“板儿砖”“大哥大”开始联系,我见嘻嘻哈哈说的挺热闹,以为是跟他舅舅联系呐。可听着听着话茬不对,什么我给丫带来了、你们哥儿几个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儿得好好办办他,等等等等,反正是那种置人于死地的狠话!

  我疑惑地问,你跟谁说话呐?七哥露着狡狯的表情笑着说,小京!那谁谁还有谁谁他们哥儿几个都在某宾馆候着你呐!

  山东某市,有我们公司九十年代初投资建的一宾馆。刚开张时我准备到那去当总经理的,后来因种种原因没去,就兼了个挂名儿的董事。等我们一进宾馆大堂,那哥儿几个已经笑容满面地在那儿候着了。口中不住叨唠着,真巧真巧。他们前几天到这边儿来办事,出来时我知道,临走时还问我去不去呐?巧!“真巧,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

  山东那会儿对打麻将这事儿管得挺严,我曾写过一篇博文,叫《日遭两险》,有一段写的就是我带着著名剧作家洪州叔叔出门儿散心,在这家宾馆里打麻将,被公安叫进局子里的事儿。洪州叔叔在一份杂志上也写过这一段。

  我们那天没打麻将,玩儿的是纸牌,叫“抓鸡”,也就是现在社会上流行广泛的“扎金花”。我们是从四川学的,刚开始玩儿时,很多人都不理解,就这么三张牌翻过来掉过去的有什么好玩儿的?没想到,后来竟风靡全国,成了赌博的常用手段。这玩意儿跟麻将有些相通之处,就是牌没大小、没好坏。

  其实我打牌就是起哄、较劲,不是特着迷。我爹好打麻将,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在家主要是陪我爹打牌;在外就是跟这帮哥们儿较劲。我爹归西后,又跟那哥儿几个来往少了,这七八年来,我很少打牌,偶尔打个几次也是一块、两块的消遣消遣。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有时是“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那一晚我给他们全办了,后来觉得不太合适,又成心输往回去好多,就这七哥还用手摩挲着胸口喊道,真他妈不舒服!

  我说:那你是自找,我都没想着打牌这事儿,出来时候就带了三百块钱。说着,我从兜儿里掏出三百多块钱来让他们看。我说的是实话,当时走的挺匆忙,想着七哥都包了,用不着什么钱。

  他们哥儿几个互相望着,一副被人耍弄了的表情。七哥忿忿地说:以后咱再玩儿牌前先得验资,操!这不是空手扎蛤蟆吗?

  一哥们儿指着七哥说:你说你丫不老老实实办事儿去,带这么一祸害干嘛来?

  我得意地拍着七哥的肩膀说:七哥,别听他们丫的,毛 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七哥很无奈,看着哥儿几个提议道,咱再玩儿几把!那哥们儿把牌往天上一攘,说:别操蛋了!散了吧!明儿都该干嘛干嘛去吧。

  第二天我们就直奔了荣成,我跟七哥太困,就在车上睡了,司机不熟悉道儿。问我,我说我不熟。问七哥,七哥有些不耐烦,说不是有路标吗?不行开哪儿算哪儿。临了他还来了一句,小京,你丫不能睡!一路上的过桥费得你花,要不哥们儿心里不舒服!

  我操!打牌打出一心脏病来。不用先到医院检查检查去吧?别死半道儿上!

  中午,我们到了某县,公路两边儿都是小饭馆儿。七哥说找一家干净的。我们一进餐厅,我说找个包间。服务员说有最低消费。我问多少钱?她说二十五。七哥说二十五太便宜,点最贵的菜上。

  我们在包间里正吃着,突然进来俩女孩儿,个高的女孩儿一手食指和拇指攥成个圆圈儿,一手的食指往里来回捅着,媚笑着问我们,大哥,还加点儿什么?

  我和七哥相视一笑,我说什么都不加了,谢谢!还得赶路呐。

  可能是见我说话挺客气,那女孩儿凑到我身边儿嗲声嗲气地说,没事儿,不贵。我说你该干嘛干嘛去,不是跟你说了吗,还急着赶路呐!

  这时,矮个女孩儿急冲冲地走到我跟前,解开衣服上边儿的两个扣儿,伸进怀里一掏,“扑噜”弹出个沉甸甸、颤巍巍大乳房来。我仔细扫了一眼,赶紧用手从脸侧面挡住视线,装出一副“非礼勿看”的君子相。我说赶紧走!我可什么也没看见!其实我看得真招儿的,一点儿没糟践,挺白的!

  七哥一拍桌子,瞪着眼睛吼道:让你们丫走没听明白?

  还是七哥玩儿的油,眼珠子瞪得溜圆,估计比我看得清楚,还显得一身正气。两个女孩儿怏怏地走了。地形不熟、不宜久留,用宝哥的话说:扯呼!

  当车路过文登时,路边儿闪过一块牌子,我兴奋地说,这是我的老家!办完事儿一定回村儿看看!

  当车进了荣成,七哥有点儿晕菜了。他感慨道,变化真大!找不到家了。打听了几个人,都指个大概其,没能说得特清楚。后来问一带小女孩儿的中年妇女,她说她就是那村儿的。她问能否搭一段我们的车?我们说行,正好也能带带道儿。

  在车上,小女孩儿不时地盯着我的嘴。我一下意识到小女孩儿可能是对我嘴里嚼着的口香糖产生了兴趣。我便从兜儿里掏出一块儿口香糖递给她,她不知怎么打开?递给了中年妇女。中年妇女把糖攥在手里,也不看女孩儿。女孩儿望着中年妇女的脸,用手扒拉中年妇女的胳膊,示意把糖纸剥开。中年妇女扭动了一下身子,把紧攥着的拳头塞到了两腿中间,一脸的严肃。女孩儿可能被她的表情震慑住了,但眼中流露出了渴望、不解。

  我以为是不知道怎么吃,或舍不得吃,就又拿出了一块儿,告诉小女孩儿,把上面的纸撕掉,只能放在嘴里嚼不能咽。中年妇女瞪了女孩儿一眼,女孩儿没敢接。我也有些不解,就没强求。

  等俩人下了车,我回头望去,就见中年妇女在低着头,用手指着女孩儿大声呵斥。女孩儿一手擦着眼泪,一手向上伸着要糖,中年妇女狠狠地把糖扔到地上,一把扽着女孩儿几乎是拖走的。我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我看着这一幕,不解,车渐行渐远……

  七哥问看什么呐?不是看上人家了吧?要不我在这儿给你说一房?

  我把看到的跟七哥讲了。七哥一笑说,人家从前这是海防前哨,个个警惕性都倍儿高,看着你丫就像特务,怕你给人家孩子害了!

  我琢磨着有道理。

  七哥他舅舅一家倍儿热情,不知道多少年没见到大外甥了。一进门就招呼着我们脱鞋上炕,沏茶倒水,说已经让人去买海鲜了。我被这气氛感染着,也舅舅、舅妈的叫的倍儿亲切。我那会儿抽“万宝路”,就拿出烟来给他舅舅上了一颗。他舅舅接过烟刚要放在嘴边儿,见我放在炕桌上的烟盒,低头看了看烟,又上下瞄了我一下,迟疑地把烟放到炕桌上,嘴里嘟囔着,怎么抽这个?抽这个对身体不好。

  我开始以为他是说抽外国烟不好,可听着听着就觉得他的意思是再穷也不能抽这烟,不卫生。我说这在北京卖十块钱一盒,抽这烟的人很多。他听后睁大眼睛,直嘬牙花子,就差说一句了:北京傻逼真多!

  后来我才闹明白,他们那儿常查到走私烟的船,其中就有很多“万宝路”。查没后,在运输和销毁的过程中,散落在码头上、海滩上,还有未销毁尽的“万宝路”,有些人就捡起来拿回家去抽;也有卖的,几毛钱一盒;有些被人踩过的、被海水浸泡过的就卖几分钱。哥们儿听了很无奈,得嘞!在这地界儿咱就把这烟塞腰包儿里,深深的,千万别外露,省得人家拿咱当成叫花子。

  吃饭的时候,七哥跟他舅舅这通儿聊,连八百年前的事儿都想起来了,也加上喝的多点儿,车轱辘话来回说。反正我对他们家史也不感兴趣,听了半天也不十分听得明白,听得最多的就是副总理谷牧也是这县的,跟这村儿有关系,也姓刘。我就一个劲的闷头儿搓,时不离儿的抬起头儿来“嗯嗯”的应付两句,虽然嘴没闲着,但目光、表情绝对真诚!

  七哥也爱吃海鲜,见炕桌上的海鲜越来越少,就微皱眉头暗示我给他留点儿。我不管不顾,假装没看见,直吃到舌头根子泛起了一股氨味儿,见桌上就剩下一堆倍儿牙碜的小蛤喇了才住了嘴。点上颗烟,跟他舅舅套起了磁,我说我家是文登的。他舅舅听了一口一个老乡,倍儿亲切。偷眼一斜,就见七哥呲着牙,舌头不停地在口中蠕动,嘴唇抖动着往外吐沙子,正一个一个的吸罗着小蛤喇呐。

  这让我联想起了为什么有人一见到河里冒出一串串的气泡儿就说是下边儿有泥鳅?估计泥鳅在泥里跟七哥现在的状况差不多,都是因为嘴里的泥太多,正往外吐呐。不信你现在把七哥扔水里,准跟泥鳅似的往外吐气泡!我偷着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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